博物館版權那些事兒

2016-04-07  作者: 付瑩 來源: 中國文化遺產

博物館的公共性和開放性特征決定了保護各種“作品”著作權的復雜性。制定單獨適用于博物館的著作權保護法規極不現實,而《博物館、美術館版權管理工作指南》性質的規范或過于艱澀,或過于粗疏以致實際操作性并不強。事實上,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應是結合博物館的具體情況,恰當地理解和運用《著作權法》。因此,需要對博物館內的“作品”類型及“權利”范疇進行分析,并就相關著作權歸屬的界定及保護問題展開較為深入的探討。

“作品”類型及“權利”范疇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對象是“作品”(不論是否發表),即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界定博物館中的“作品”同樣要考察這種本質特征。

事實上,在同時收藏和展出(含借展)古代文物和近現代文物的綜合性博物館中,我國《著作權法》所列舉的八種主要作品形式(除兜底條款外)均有涉及。所不同的是數量比例、資源屬性及版權歸屬的差異,如它們或為文物藏品,或為臨時展品,或為與藏品有關的出版物、數據庫等;其版權或歸屬作者,或由繼承人享有,或屬博物館,或共同享有。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信息化條件下博物館文物藏品和相關信息資料數據庫的建立,上述“作品”形式在儲存和傳播手段上實現了新的突破。法定的著作權表現形式僅限于前述八個類型,博物館環境中相關信息資料儲存和傳播手段的創新并沒有改變其類型化特征。如文物藏品數據庫中的美術、攝影作品,依然屬美術、攝影作品類型,因為數據庫作為一個資源的集合,其反映和傳播的信息本質還是藏品或相關資源。

國家版權局國權(1999)45號文件《關于制作數字化制品的著作權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將已有作品制成數字化制品,不論已有作品以何種形式表現和固定,都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所稱的復制行為”。當然,如果其編排思路和手法新穎獨特,可考慮將其界定為匯編作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數據庫作為匯編作品進行保護便是典型例證。

博物館環境下的作品,除了借展的展品、博物館自身擁有獨立財產權的出版物、研發物等財產所有權與著作權集于一身的情形外,其它任何情形下的作品都有可能處于財產所有權與著作權分離的狀態。但無論如何,與著作權法保護的其它對象一樣,博物館環境下的任何作品之上也設定有“束權利”(或稱“權利群”),包括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兩個方面。

著作人身權包含四項權利,即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著作財產權含有十二項權利,即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和匯編權。

然而,在博物館內這些權利的歸屬狀態有其特殊性,或者說更為復雜。它們不總是始終歸屬一個主體,或者說權利人并非完整著作權主體,它們會因時因地因情勢的變化而出現分離。這也決定了研究各種情形下著作權歸屬的必要性。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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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臺漢墓出土漢代銅奔馬(甘肅省博物館藏)照片,由博物館的攝影師(趙廣田)使用館內設備拍攝,并對文物的藝術性有所提升。此類作品通常屬于攝影師的職務行為,攝影師享有署名權.博物館享有其余著作權。

博物館內各種情形下“作品”的著作權歸屬

從實踐來看,博物館內對著作權歸屬的判斷較為復雜的情形主要是對藏品、復制品、合作作品、委托作品以及各類出版物著作權歸屬的判斷,現分述如下:

博物館藏品著作權歸屬的界定

一般而言,博物館是其藏品的財產管理者(文物藏品歸國家所有)。但就著作權而言,則要分別情形判斷歸屬問題。依照《著作權法》,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等與人身不可分離的權利歸屬作者或著作權原始主體,而不論藏品來源如何。但著作財產權并不總是歸屬作者或其原始主體。因為這些權利可以許可或轉讓他人行使。這樣,博物館在某些情形下對其符合作品條件的藏品也享有著作權,具體有:

1、藏品的著作權人或繼承人許可博物館行使其上的著作財產權,或者全部(部分)轉讓給博物館行使。反之,如博物館未被許可行使或受讓著作財產權,則除了法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如果通過復制、發行等方式使用,也應征得著作權人或其授權人的同意或授權。當然,對作為藏品的美術作品展覽權的行使則無需經過授權或同意,因為這是一項法定的始終歸屬博物館的權利。

2、藏品的作者身份不明時,除署名權之外的著作權,在博物館為原件所有人(若文物則國有)時由博物館享有。

3、如藏品系未曾發表過的遺作作品原件,如作者生前未明確表示不予發表,其死后50年內,該作品的發表權由博物館行使,并與作者繼承人共同享有著作權

案例二:

圖片描述
 

1967年秋至1969年8月底,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撥付經費,中國革命博物館提供物質條件,劉春華等執筆繪制成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由革博收藏。1980年,在未經上級主管部門批準的情況下劉春華將該畫取走(革博私自同意)。1995年,劉春華委托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此畫,建行廣州市分行以550萬元買得。革博主張(去》畫屬國家文物,所有權由國家享有,劉無權委托嘉德拍賣,且嘉德公司違反國家文物管理有關規定拍賣文物,行為亦屬無效。后法院審理判決《去>畫屬經國家授權革博收藏管理之財產。本例是博物館藏品的財產所有權與作者的署名權等著作權分離的典型例證。

合作作品和委托作品著作權歸屬的界定

實踐中,博物館往往與他人(包括其它單位)共同完成展品(如雕塑、模型或場景)的創作、共同開發文化產品和軟件,以及共同進行藏品的數字化等工作。這些情形下共同完成作品的著作權歸屬的確認、許可或轉讓事宜的妥善解決尤為重要。

首先,應分清它們是合作作品,還是委托作品。如果博物館與他人對某件作品有共同創作的合意和行為,則雙方或多方都是合作作者。著作權共同享狀態下進行獨立創作完成的作品,則屬職務作品。當然,如果博物館為職工個人的創作提供了主要的資金、設備或者資料等條件且為此承擔責任,或事先約定由單位享有著作權時,應由博物館享有除署名權以外的其它權利,作者可藉此獲取一定獎勵。如上述作品系博物館主持下充分體現了單位的集體意志并由單位承擔責任的作品,則博物館屬“視為作者”的情形,是著作權權利人。

實踐中,展覽大綱和藏品圖錄等由單位集體創作,權利歸屬博物館集體的情形居多,而單純的著作類出版物則要分別情形判斷著作權歸屬,或純屬個人,或純屬法人,或系職務作品。當然,著作權歸博物館法人單位時,職工個人(攝影師、設計師等)可單獨享有對攝影、制圖等作品的署名權。

如果博物館并沒有參與實質性創作,只是委托他人完成某件作品,則該作品屬委托作品,著作權的歸屬應依合同約定而定。沒有訂立合同或者沒有明確約定時,則歸屬受托人。如某些博物館的文物藏品數據庫系統,雖然藏品信息資源的財產所有權和信息資源本身的著作權較為明確,但對于數據庫的建設,只是委托了有專業技術力量的受托人進行,自己并沒有參與實質性的開發。這種情形下著作權歸屬的約定,以及在權利歸屬明確時對許可使用或轉讓事項的約定就顯得尤為重要。

博物館各類出版物著作權歸屬的界定

無論對博物館內所編著書籍、展覽大綱、藏品圖錄等出版作品的類型如何劃分(主要有新作品和匯編作品之分),但它們在著作權方面的突出問題是個人、法人作品與職務作品的區分。根據實際情況可作如下界定:

1、雖然有關著書(文)是博物館職工涉及單位業務領域的作品,但主要是作者利用業余時間和自己的物質條件(如研究經費和出版經費等)完成的科研成果,則該創作應為個人作品,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均歸作者本人享有。

2、如果相關成果是博物館職工在履行職責期間于領受工作任務的狀態下進行獨立創作完成的作品,則屬職務作品。當然,如果博物館為職工個人的創作提供了主要的資金、設備或者資料等條件且為此承擔責任,或事先約定由單位享有著作權時,應由博物館享有除署名權以外的其它權利,作者可藉此獲取一定獎勵。

 

3、如上述作品系博物館主持下充分體現了單位的集體意志并由單位承擔責任的作品,則博物館屬“視為作者”的情形,是著作權權利人。實踐中,展覽大綱和藏品圖錄等由單位集體創作,權利歸屬博物館集體的情形居多,而單純的著作類出版物則要分別情形判斷著作權歸屬。當然,著作權歸博物館法人單位時,職工個人(攝影師、設計師等)可單獨享有對攝影、制圖等作品的署名權。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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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基于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對其藏品原件有以掃描或攝影等手段復制的權利,因此對這些書籍和錄入的攝影作品均享有著作權。1 999年.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中國宋元瓷器圖錄》和《中國清代瓷器圖錄》兩本圖書,書中共有788幅文物彩色攝影圖片與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兩宋瓷器》(上,下冊).《故宮藏傳世瓷器真贗對比歷代古窯址標本圖錄》等3部圖書中的相關圖片相同。故宮博物院認為中國商業出版社的行為嚴重侵犯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權中的使用權、獲得報酬權。后提起侵權之訴,法院判定被告中國商業出版社侵權。

博物館內關涉著作權保護事項,從實踐來看,博物館界在有關著作權保護期、著作權人權利的限制和合理使用,以及著作權使用許可和轉讓等方面仍存在認識模糊,行為不規范的情形,這也成為博物館內著作權保護尤須關注的重要事項。

慎重行使合理使用權

《著作權法》在保護作者著作權相關權益的同時,為鼓勵有益于社會的作品的傳播,對著作權人的權利也進行了部分限制,這為在不侵犯著作權人相關權利的情況下的合理使用帶來了便利。結合實際,博物館內可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并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的情形大致有:

一是博物館職工個人或社會公眾為了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或博物館已經發表(自行或許可他人公之于眾)的作品。

二是創作作品時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三是博物館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而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這是博物館特有的一項法定權利,而認為“博物館計劃展出畫家的油畫,在獲得作品同時,還應告知畫家,并取得其同意或支付一定費用之后方可展出”的觀點可能誤解了《著作權法》的規定。

四是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博物館等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

當然,前兩種情形下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時,應謹慎行使合理使用權,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合理地損害其合法利益。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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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使用他人作品應特別注意是否屬“合理使用”情形。2003年,北京民俗博物館在舉辦。“第二屆北京民俗文化節及第五屆東岳廟春節文化廟”期間。使用了北京民間工藝大師徐陽創作的《舞龍>《踩高蹺》《賽龍舟》《舞獅·秧歌·腰鼓》等四幅剪紙作品用于大型燈箱廣告圖案。徐陽認為,民俗博物館未經許可使用其創作的剪紙作品制作臨街燈箱廣告,侵犯了其享有的著作權。訴訟中法院審理認為,北京民俗博物館侵害了徐陽對作品享有的署名權,復制權,展覽權及獲得報酬權。顯然,這種使用雖基于公益目的,但并非合理使用的情形。

鑒于此,由于博物館環境的公開性和復雜性,更加凸顯出在相關作品使用或許可使用,以及轉讓或受讓的場合,博物館和相關方簽訂使用許可合同或轉讓合同的必要性。

(文章來源于《中國文化遺產》2014年第5期,原標題:《博物館內"作品"的著作權(版權)歸屬及保護問題》,作者:付瑩。有刪改)

小編困惑

版權保護對于藝術創作與文化創新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博物館作為公益性文化機構,對本身的藏品或“作品”進行保護時,是否也注意到了有些時候這客觀上阻礙了公眾對公有文化資源的利用。博物館是國家委托保管文物的機構,其相關業務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撥付,結合博物館自身屬性,那么相關成果是否可以真正做到全民共享呢?前些日子荷蘭博物館因免費公開高清藏品圖“火”了一把,這一點是否也能給予我們一定的反思——博物館應該如何去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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